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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支付13万亿元农民工市民化成本

发布时间:2021-01-21 15:45:40 阅读: 来源:玻璃棉管厂家

谁来支付13万亿元农民工市民化成本

主持人王小明谭志娟张家振  嘉宾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耀  法国巴黎证券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  渣打中国经济学家申岚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海南发展研究所所长夏锋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下称《规划》)正式出台,这是我国出台的首个城镇化规划,《规划》提出,到2020年实现1亿农民工进城落户。这也意味着新一轮城镇化大幕拉开,1亿农民工市民化大幕正式开启。  要让1亿农民工市民化到底需要多少资金?面临着什么样制度障碍?新型城镇化大幕的开启又将带来哪些投资机遇?就此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约请有关城镇化专家和投资界人士进行解读。  1亿农民工市民化需13万亿资金  《中国经营报》:《规划》历时很长,修改也不少,可谓是各种规划中博弈最为激烈的。其中的博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何该《规划》是一个六年规划?一般的规划都是五年或十年规划。  陈耀:《规划》关联面大,各方利益都在其中,达成共识不易涉及。在编制过程中广泛听取社会及机构的意见,这体现了规划制定的审慎态度。比如,专家对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建设不能千城一面等建议都得以在规划中体现。  当然,这也有利益的博弈。在城镇化规划制定过程中,城市群作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被赋予了更多的关注,就出现了多地竞逐城市群指标的现象,相关省份希望扩大城市群范围、升级城市群地位。  规划年限的确定主要是因为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启动早,最终出台晚。同时由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复杂性,未来会面临诸多不可预见性的问题,规划的截止年限不能太长,而是增强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当然,这次规划的很多任务和理念还会在未来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得以延续。  夏锋:城镇化不只是产业发展问题,也不只是户籍制度改革问题,还涉及土地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对接、中央地方财税关系调整等诸多问题,有些改革极其敏感复杂,博弈的激烈可想而知。  正是因为困难重重,这份规划的落地实施过程可能还需要一些调整,规划期限到2020年算是一个可以预见的时间点。  陈兴动:我认为这是跟未来五年规划相协调。因为到2020年全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而自2021起将进入十四个五年规划中。  申岚:户口改革上,政府将取消对小城镇户籍许可限制,而对城市居民超过500万的大城市人口进行严格控制。规划要求推广居住证制度,允许流动人口基于一定标准享受公共服务。  由于居住证自2011以来已在几个城市内实施,这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把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使得城市移民能够享受到同等的社会服务。  政策所鼓励的向中小型城市的迁移可以产生巨大需求,促进消费,创造私营领域的工作机会,但小型城市完善基础设施和地方管理系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低线城市住房库存已经上升,去库存的积极影响很难在短期内出现。  在一线城市,上海市所实施的落户评分系统可能会推广到其他城市,这意味申请本地户口将有一个更加清晰但更严格的标准。  《中国经营报》:《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面临着多大的资金压力?  陈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最大难点也就是所需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方式的问题。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测算表明,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按照《规划》提出的“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目标,大概需要13万亿元的资金,也就是每年需要两万多亿元的资金。  目前,很多城市的地方负债都比较重,财力有限,只靠财政资金支撑城镇化建设,肯定会加重政府盲目举债、寅吃卯粮的风险。解决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问题,关键还是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力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公共设施领域;此外,减轻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拓展可持续的财税来源,赋予地方政府适度举债的权限。  夏锋:地方政府应该意识到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巨大的成本,但也不应该出于地方利益过分夸大这个成本,如果计算增量成本并不需要耗费这么多的资金。根据近些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来看,我们完全由能力来解决成本的问题,政府也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压低行政成本来扩大农民工市民化的财政支出。  这次规划里已经明确提出了建立成本分担机制,除了公共财政之外,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的分担机制,社会资金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政府应该通过购买服务、税收优惠、金融政策等来激发社会资本的力量去推进农业人口的市民化,这很关键。  陈兴动:资金压力其实是一个融资压力问题。中国并不缺钱,而是如何将资金组织起来投入到城镇化建设中来。  《中国经营报》:从《规划》中,可以看到哪些投资机遇?对哪些行业有利好?  陈耀:最明显的投资机遇就是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比如,吸纳更多的进城人口,需要相关的市政基础实施配套投入,对钢铁、水泥的需求会进一步扩大。城市群的建设也要求城市群内部加强交通对接,促进城市群形态内部的一体化。  此外,新型城镇化建设关键还要产业培育和产业支撑,这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机遇,也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夏锋: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业人口的市民化对于生活性服务业会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需求。过往我们一直强调要发挥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但现在我们的投资需要着重瞄准市民化所需要的教育、医疗、文化等生活性的服务业,这既能够带动经济增长,也是有效率、有需求的投资,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当然其中也会包括一些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此外,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会快速增长。比如物流、金融、农业的生产性加工业等等,这些行业投资都符合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方向。  陈兴动: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这意味着人未来在城市里将享受城市人的均等待遇,医疗、卫生等需求增加,带动这些行业发展。此外,还会带动交通设施领域投资发展。  申岚:投资上,中国将增加小型和中型城市数量,促进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并增加在公共基础设施、交通网络和社会住房领域的投资。到2020年,普通铁路网覆盖20万以上人口城市,快速铁路网基本覆盖50万以上人口城市;国家高速公路基本覆盖20万以上人口城市;民航网络将覆盖约90%的人口。中国还将投资超过人民币1万亿今年重建棚户区,同时保持社会公共住房的供应。这计划将创造大量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为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留下空间。  但融资仍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规划说将发展多样化和可持续的筹资机制为城镇化提供融资,同时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但对于一些负债较高的地方政府,中央也不会让他们有更高的杠杆率和债务负担。  在税收方面,规划提出加快房产税和资源税推出,但没有更多的细节。房产税似乎在短期内还不会推出。  《中国经营报》:《规划》更加强调了市场的主导作用,新型城镇化如何发挥市场的力量?  陈耀:在城市建设的很多领域,政府能做好的市场也可以做好,比如污水处理、城市公共交通等都可以引入市场资本,通过委托经营的方式发挥市场的力量。再比如,在园区建设、产业培育方面,政府需要做好的就是维护好公平的软环境,做好监管、服务,吸引民间资本进入。  夏锋:推进新型城镇化,让更多的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促进就业,这需要在政策上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机制。我们在政策的改革方向中应该倾向于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是亟需破题的,现在我们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进入难问题等障碍仍然很多,新36条的很多问题都亟待落地。  申岚:应该注意,在城镇化过程中,避免过度投资和不断上升的杠杆化仍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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